下等人谈是非中等人谈问题上格局

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国学大师中,能集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为一身的,唯梁启超一人。

他被称作近现代史中“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”、“创造新文学的第一人”、“现代史最优秀的学者和百科全书式人物”。

他这一生留下了数千万字的著述,“以今日之自我,反对昨日之自我”,始终不变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。

他8岁能文,12岁中秀才,16岁中举人,是个名副其实的天才少年,曾经被称作“岭南奇才”。

所以在中举之后,他又于光绪十六年,进京参加会试,渴望能中进士,为国家效力。

当时的社会,千疮百孔,政府腐败无能,备受西方列强欺凌,“师夷长技以自强”通过洋务运动,深入人心,思想层面的革新在很多人心中萌芽。

《瀛寰志略》这本书以介绍西方地理知识为框架,为梁启超开阔了另一种视野,对西方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在好友陈千秋的介绍下,梁启超拜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为师,抛弃旧学,努力学习变法思想,自此走上了以天下为己任的道路。

通过学习,梁启超意识到,中国要想强大就得学习西方变法,改变民众思想,提升国民思想意识。

于是他以“中国之新民”为笔名,在《新民从报》上发表一篇名叫《新民说》的文章。

24岁,梁启超受邀请主编《时务报》,发表了更多文风犀利的维新文章,以笔做刀,切开了旧式思维的“脓疮”,新思潮席卷清末。

康有为和梁启超恰逢入京参加会试,便联合1000多名举人,“公车上书”,“拉开了维新变法”的序幕。

他们宣传西学,要求民众自强,渴望通过变法改变中国落后且被动挨打的面貌,挽救民族的危亡。

慈禧痛下杀手,维新派被捕的被捕,杀头的杀头,变法仅仅维持了100多天就失败了。

命运的变化对智者来说,犹如月之阴晴圆缺,毫无妨碍,但血的代价太大了,却不能不反思。

跳出了固有的圈子,没有了利益的纠葛,梁启超拥有了重新去解读国内时局的视角。

他认识到中国所以不振,最根本的原因是“国民公德缺乏,智慧不开”,想要改变,只进行明君贤相的革命不行,必须先改变民众的思想。

他开始改良自己的政治主张,鼓吹立宪,先是在横滨创办了《清议报》旬刊,然后又以《新民丛报》为阵地,鼓吹“开明专制”论,希望能够推行“仿行”。

独立的见解,让梁启超不屈从老师康有为的政治思想;和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进行辩论,谁也不服谁的气;同时将更多的时间,放到了对民众思想的改造上。

研究日本的政府结构,从西方文化思想中选择政治类、法律类、教育类等,当时中国发展急需的书籍进行翻译,介绍给国内的学者。

身在国外,心系海内,回归是梁启超的梦想,只是等清政府下台,回到中国,他已经40岁了。

袁世凯手握军政实力,选择称帝;革命派又发动了辛亥革命,打响了武昌起义;而改良派声势浩大,却苦于无实权,只能存在于舆论。

康有为企图复辟帝制,他也不赞同,逐渐和老师分道扬镳;革命派推动辛亥革命,他认为遭殃的还是百姓,与之唇枪舌战。

他说,这是与时俱进的选择,都不是意气之争,也不为争权夺利,重心围绕的只有“救国”。

有人说:“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人,才是高尚的、有道德的、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。”

梁启超就是这样的人:不惧非议,直面内心,对国家人民有利的赞同,不利的坚决不苟同。

梁启超归国后,加入了共和党,被推举为“进步党”的协理,先后担任过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,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。

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,梁启超为了提升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,自己筹款,组织了各界专家代表团,参加了巴黎和会。

他不断的将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,让广大民众参与到国家未来的决策中,推动了五四青年运动的爆发。

青年人在运动中爆发出来的巨大力量,也让梁启超意识到,一个国家的未来,根本还是教育。

“少年智则国智,少年富则国富,少年强则国强,少年独立则国独立,少年自由则国自由,少年进步则国进步,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,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。”

所以从巴黎归来,梁启超就推开了政治,任教清华,将后半生都倾注到了教育上。

再次转变,他反思了科学与人文的关系,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提倡的“正心诚意”不能丢,打通了新旧文化的任督二脉。

当时的清华学院组建国学研究院,梁启超推荐了无学历的陈寅恪,引发震动,促成了后来清华四大国学大师的诞生,也缔造了一批新文化运动的青年才俊。

长女梁思顺: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梁思成:建筑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次子梁思永:考古学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三子梁思忠:英年早逝的炮兵上校次女梁思庄:著名的图书馆学家四子梁思达:著名的经济学家三女梁思懿: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四女梁思宁:光荣的革命军人五子梁思礼:火箭系统控制专家、中国科学院院士

他还鼓励儿子梁思成、儿媳林徽因,要善于找苦吃,让他们不要急于找工作,一定要坚持初心,做能够利国利民的事业。

梁启超提倡的“开民智”、“养新民”的人心教化,成了国家救心的良药,直到现在依然在发挥着影响力。

他一生行走在改变的路上,以家国天下为己任,做了富强民主道路的先行者,也成为了思想启蒙的领航者。

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,能正确利用它,心存国家利益,一次足够璀璨,一次足够改变,一次也足够影响未来。

各个生命都有无数次选择,能不停地正视它,始终坚守民族大义,选择就成了出路,成了方向,成了思想境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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